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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罪的背后:利益使然

时间:2013-11-21 14:39来源:医师报 作者:杨学友
在经济转型期的当下,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各种“潜规则”手段入侵医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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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经济转型期的当下,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各种“潜规则”手段入侵医疗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医务人员推向“高危行业”。而行走在“河边”的医务人员,特别是医院管理层,一旦为财偏离正道,便会涉嫌犯罪,由此带来不可回头的悔恨。本期“维权”特邀请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杨学友检查官就相关法律问题举例解析。

“引导”下属多开药

 涉嫌受贿罪

案例一

新上任的内分泌科主任曾某,任职不久便有医药代表找上门,推销药品并提出按比例予以回扣。曾某表示同意,并承诺尽量多开药。于是,曾某一边要求下属医生对症开药,一方面详细介绍该药。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曾某收受3个制药公司回扣共10万余元,还接受某公司邀请免费赴港台旅游,费用近3万元。案发后,曾某被检察机关以受贿罪立案侦查。

分析

根据我国《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曾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负责科室管理,对全科用药进行指导、对药品特质进行介绍、对处方质量进行监控。曾某收受医药代表贿赂的基础在于其利用了全面负责内分泌科行政管理的职务之便,符合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的情形。此外,曾某虽未明确指定科室内的医生一定要使用有回扣的药品,但向下属介绍该药,以此变相引导其多使用有回扣药品,并向医药代表承诺安排尽量多开药,完全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讨价还价索贿

未谋利也构成犯罪

案例二

某医药公司程某在参加某地医药招标会前,把3万元钱以礼品形式递给某医院院长朱某,表达“意思一下”发起事前联络。而朱某看到礼品后嫌少,暗示程某要按现行“规则”行事。程某便再次到朱某处送上10万元现金。然而,不待朱某为其谋利,检察机关便将其抓获。程某交待了向朱某行贿事实。朱某认为自己虽收受了钱,但并未为其谋利,不构成犯罪。而检察机关仍以受贿罪将其批捕。

分析

我国《刑法》第385条对受贿罪是否谋利之规定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是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均构成受贿罪(其中数额较大的立案起线标准为5000元,不足5000元,但有其它严重情节的也同样构成犯罪)。这说明,由于受贿、索贿性质及社会危害性不同,法律对收受贿赂、索贿犯罪的构成条件的要求亦有所区别。对于伸手索要,主动索贿的,只要索贿达到较大数额就构成犯罪,不以为他人谋利为必要条件。

“有意”减少药量

构成故意伤害罪

案例三

因交通事故受伤的患者张某,被送到当地县医院就医。经CT检查后诊断为:脑挫裂伤、脑疝形成,伴颅骨骨折,多处血肿。术后送入病房的当晚,肇事者曹某找到该院外科医生田某(系曹某舅舅),田某领会意图后当即开出长期医嘱:“20%甘露醇125 ml,静脉滴注,q6h”,即20%甘露醇125 ml每6小时静脉滴注一次,其他用药也有意减少。三日后,患者颅内血肿加重,病情加重,田某后来虽然改变医嘱、增加药量,但最终没有挽救回患者的生命,患者于第4日凌晨死亡。经调查,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田某刑事拘留。

分析

本案中的主治医生田某构成间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医疗事故与故意犯罪行为重要的区别是:患者的伤害及死亡是医疗因素的影响还是非医疗因素的影响,如果是非医疗因素的影响而放任危害患者的后果发生,并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则为故意行为。

结合本案,依据我国《新编药物学》、《全科医师临床医嘱速查手册》等规定,甘露醇的每日使用量为“20% 甘露醇250 ml、地塞米松(氟美松)10 mg,1次/6 h”(以患者体重60 kg计算)。而田某用药违反了前述药物学及医疗常规的用药规定,用药低于规定用药量的50%,属于故意违反规定减少用药的行为,而且作为专业医生的田某明知道减少用药,可能发生危害患者身体的后果,仍故意减少用药量,放任这一后果的发生,显然构成(间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慢待“异症”

涉嫌故意伤害罪

案例四

患者周某因交通事故致头部外伤入住某区医院,被诊断为“脑挫伤,头面部外伤”,主治医生刘某为其实施“清创缝合”术后,“给予抗菌降低颅内压等药物应用及心理护理”。周某外伤基本痊愈后,刘某发现周某精神异常(统称“异症”),便应交警要求,出具了周某“近几日精神异常,建议去精神病医院会诊”的诊断证明。但事后,查遍医院的病历记录,发现医院没有为患者采取任何诊治措施,也没有患者去精神病医院会诊的纪录。经调查,原来该医院为帮周某多索要赔偿金,也为自己科室“创收”,一直没有为其办理出院手续。由于该院延误治疗,周某被鉴定为精神伤残六级。

分析

表面看,医院发现患者精神疾病症状后,建议到精神病医院会诊,似乎已尽到了相应的责任;而且治疗精神疾病不是该医院的专业范围,医方不能超出专业范围实施治疗行为,因而可能不存在过错。

但本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周某头面部外伤、脑挫伤在被发现精神异常的一周前已基本痊愈。而由于科室、医务人员工资、奖金与单位收入挂钩,医务人员为了多收入,科室领导为了本部门利益,既没有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也没有发出转院通知,更没有办理转院手续,仍然让患者住在该院,且没有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放任危害后果发生,并最终导致患者精神残疾的严重后果,明显存在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伤害行为,涉嫌构成间接故意伤害犯罪。至于周某家人虽然也存在间接故意的行为,对危害后果发生也有责任,但不影响医务人员构成故意伤害犯罪。

“流窜”行医

虽有资质也属非法

案例五

 姚某从某医院妇科主治医生岗位退休后,应个体诊所李某之邀,双方共同设立“人流”专科门诊。由姚某为“主刀”医生,双方就出诊时间、利润分成达成协议。2012年底,当地医药卫生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在专项检查时发现,该诊所没有相关执业许可证。执法人员现场找到两个手术包,其中一个手术包已经有了破洞,另一个里夹着几张餐巾纸、一副乳胶手套,且医疗器械已经生锈。该诊所为节省经费,没有购置规范的消毒设备。公安机关便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对李某、姚某立案侦查。而姚某认为,自己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有资格行医,不应被认定为共同犯罪。

分析

我国《刑法》对非法行医罪规定的立案标准是: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本案中李某、姚某非法行医,虽尚未对患者造成伤害,似乎不属于“情节严重”,但同样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应认定为《刑法》第336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可见,即使未对患者造成伤害,只要使用假劣药品或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都属于“情节严重”。姚某虽然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但她与李某达成共同设立“人流”专科门诊,并参与利润分成,应视为参与共同经营该诊所,因此构成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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